大人在某種角度上，也可以很開放的態度和孩子對談，並且執行校規。當大人內在解放了，就不會為了瑣碎的事和孩子生氣，思維也會變得比較充闊，有助於幫助孩子釐清問題，並且為行為負責，而不只是落入情緒的漩渦打轉。
文 / 李崇建
我以前在體制外中學教書，校規甚少，即使訂定的校規，也是學生與教師組成的團體制訂，再於全校自治會中宣讀。一般體制中學的校規制訂，也有類似的舉措，但往往形同虛設，一般學生根本不知道他們擁有這樣的權力，或者他們漠不關心。一旦學生犯校規，僅有秉公處理，權威壓制一途，鮮少聽見中學生大規模質疑校規，或者舉辦公聽會，校規彷彿是鐵律，永遠不動如山。
我不反對學生穿超短襪，因為美觀舒適。那為何我還要按校規執行？
校規是行政法中的「特別命令」，行政機關為維持其內部秩序，對具有該關係之特定人，所為公權力之一般抽象規定。而教師又是校規執行的一部份，我若是教師，應該要執行校規。
洋蔥問我，「校規為何沒事找事？規定不准穿超短襪？」
洋蔥問了一個好問題，當時教師僅以個人好惡說，「超短襪好噁心！」
也有教師持保護腳踝的理由，不准穿超短襪。但這個理由，孩子普遍覺得無法同意，甚至覺得理由牽強。
多年前，一位體制外中學的孩子轉到體制內就讀，也遇到穿短襪違反校規的問題。我曾探索不能穿超短襪的理由，理由之一是過去的紡織技術未臻發達，短襪的鬆緊無法牢牢縛住腳踝，很容易就鬆弛往下滑；理由之二，學校單純的秩序維持，與制服、髮禁有相近的理由。
但我也不確知校規為何這樣規定？
洋蔥說，「那不是很奇怪嗎？現在紡織技術發達了，髮禁也解除了，但是校規還沒有更改。」
校規沒有更改，並不代表我們不需遵守。
我對洋蔥說，世界各國的法律都不一樣，比如臺灣視大麻為毒品，但大麻在荷蘭擁有或吸食，卻是法律允許，而在馬來西亞食用大麻，可能要被處以鞭刑，甚至極刑。一個人總不會在馬來西亞吸食大麻，被處以鞭刑，卻大聲呼喊法律不公平吧！這就是那個國家，這就是那所學校。
但是當一位身在其中的學生，覺得校規無理，應尋求各種管道達成更動校規。比如循程序上訴、張貼大字報、申請公聽會、集結學生意見向校方表達….等，都是可以被思考的途徑，如果我是老師，估量自己承擔得起，我也會幫助你，但我也許怕事，或者怕麻煩，那我未必會聲援你。
洋蔥說，「萬一被貼標籤，以後日子難過怎麼辦？」
我對洋蔥說，「那是你必須要承擔的呀！總不能不負責任的想要收穫，而不想承擔吧！況且你一味和老師對抗，被記警告，又記小過，不也是日子難過嗎？何況這樣的勇氣，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。」
大家所熟知的印度聖哲甘地，號召印度群眾的不合作運動，除了需要勇氣之外，還有真實與負責。甘地告訴印度人民，某條法律違反正義，因此號召大家不要遵守那條法律，並要大家在同一天、同一時刻，主動向當地警局自首。因此有一個晚上，竟然高達十萬人去自首，全國監獄都爆滿了，這就是一種承擔。
美國南北戰爭時，哈莉特塔布曼女士堅信奴隸制度是錯的，她相信人們應該對「更高階的法律」以及更崇高的理想負責任，因此她積極提倡應該幫助奴隸逃亡，爭取自由，但是她知道自己要付的代價有多大。
當我和洋蔥說完，洋蔥若有所思，但是沒那麼憤怒了。
讓我驚訝的是，往後他遇到校規的問題，沒有那麼多憤怒發生，還會說那就是校規。但我很好奇的問他，怎麼沒有循管道改變？他卻搖搖頭，雙手一攤，大概無可奈何！但這也是他必須為自己負責的選擇。但這也是一般體制學校以權威教養的結果，我不能以另類學校的狀況來衡量。
然而即使一般學校重權威，我認為大人在某種角度上，也可以很開放的態度和孩子對談，並且執行校規。當大人內在解放了，就不會為了瑣碎的事和孩子生氣，思維也會變得比較充闊，有助於幫助孩子釐清問題，並且為行為負責，而不只是落入情緒的漩渦打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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